小张家口村新闻网

期货

当前位置: 首页 > 财经 > 期货 > 姜洋:中国期货市场发展回顾

姜洋:中国期货市场发展回顾

  文章|《中国金融》2019年第19期

  中国期货市场的发展跟国外相比,在遵循一般规律基础上也有些不同的地方。西方期货市场是在自由市场经济的基础上产生的,而我国期货市场是在政府直接推动下建立的。因为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,改革开放后要建立市场,没有经验,向国外学习。正是在此背景下,政府直接推动建立了中国期货市场。

  研究孕育阶段(改革开放初期至1990年)

  早在1973年,陈云同志亲自指挥部署我国参与境外期货交易。当时,我国需从境外购入大量白糖,为了防范白糖涨价,香港华润公司在陈云同志的指挥下,通过美国、英国和巴西的期货交易所进行原糖期货交易,即在购买现货之前,分散在三个期货市场逐步建仓,管理价格波动风险,这次期货交易不仅抵消了境外糖价上涨的成本,还赚了240万英镑。此后,我国进口的一些大宗商品在境外期货交易所开始了套期保值交易。

  改革开放以后的1985年,时任国家主席李先念到美国芝加哥的期货交易所访问,这表明我国高层领导人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,对市场的具体形式开始了关注与研究。据当初的邀请者——美国芝加哥商业交易所主席梅拉梅德后来回忆,李先念主席详细询问了期货市场的机制与作用。梅拉梅德说,他预感到中国今后可能也会出现期货市场。

  1988年,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,明确提出要探索期货交易。当时有许多境内外专家学者为中国改革开放献计献策,其中有一些人对期货市场有研究。当年年初,国家有关方面在北京组织了一场市场经济研讨活动,有位香港专家做了有关期货市场的报告。该报告的录像和文字整理稿被送给了国务院领导参阅。李鹏看过以后,批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领导同志牵头成立专门班子,研究论证建立期货市场的可行性。

  试点探索阶段(1990~1993年)

  经过研究孕育阶段,各有关方面逐渐统一了认识,中国期货市场终于迈出了历史性的第一步,进入试点探索阶段。1990年7月,国务院批转《商业部等八部门关于试办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报告的通知》,通知提到,“具体交易价格通过市场公开竞争形成”“允许远期合同在场内转让”。众所周知,标准化合同和定制化合同是不一样的,业内一般称标准化合同为期货合约,定制化合同为远期合约。而能够转让的必须是同质化的物品,其实这里的“场内转让”就暗含了标准化合约交易的意思。标准化合约即是期货合约。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,如果明确说要发展期货市场,面临的意识形态阻力比较大,因此,只能对外宣称建立批发市场,暗藏金融属性(T+0交易)在交易机制当中。

  1990年10月,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正式开业,这是我国第一个拥有期货交易品种的市场,但当时还没有称作期货交易所。实际上,这是一种“明修栈道、暗度陈仓”的做法,建立批发市场比建立期货市场更容易被社会接受,从而减少试点的阻力。

  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开办以来影响很大,全国一些城市跟着开始效仿,建立期货交易机构。但当时社会上关于“姓社姓资”、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的争论仍然激烈,对期货市场负面舆论居多。1992年初,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指出,对于证券、股市这些东西,“允许看,但要坚决地试”,这打破了当时人们思想上的桎梏。李鹏总理在同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,要发展批发市场和期货市场。政府的支持赋予了期货市场开拓者和播种者们勇气。

  1992年,尤其是党的十四大以后,期货市场发展得比较快,但有些地方不讲条件地建立期货交易机构,出现了许多不讲诚信、不顾风险的情况。到了1993年底,由于各地方“大干快上”,才一年多的时间,国内期货交易所就达到50多家,期货经纪公司300多家,银行、证券公司、信托公司创办的期货兼营机构2000多家。各地一哄而起办期货市场暴露出了机构盲目发展、交易过度投机、市场欺诈盛行、风险严重失控、监管无人无法等一系列问题。当时的情况用十二个字总结就是:“无序发展、无法可依、无人监管”。试点探索阶段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亟待整顿。

  清理整顿阶段(1993~2000年)

  1993年11月4日,国务院发布《关于坚决制止期货市场盲目发展的通知》,明确了“规范起步,加强立法,一切经过试验和严格控制”的原则,标志着期货市场第一轮清理整顿的开始。同年11月14日,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《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》,决定要求严格规范少数商品期货市场试点,这也是党的中央全会首次提及期货市场。1993年之前,期货市场的监管机构并不明确,1993年之后,国务院逐步把期货市场清理整顿的任务交由证监会牵头落实。但在法规层面,还没有明确证监会的监管机构地位。

  关于清理整顿的背景,公开出版的《李鹏论宏观经济》一书收录了李鹏同志关于期货市场的一篇讲话,那是时任总理李鹏在1995年听取中国证监会工作汇报时的讲话整理稿,其中谈到了期货市场的试验和发展问题。李鹏同志在讲话中指出:“期货,最突出的问题是投机过度,期货价格炒得过高,并且对现货市场产生了连带影响……只留几个小品种继续试验。”虽然当初期货市场出了很多问题,但不能关,关了涉及改革开放风向标的问题,所以只能留下几个小品种继续试验。

  在这个阶段,有两件事导致期货市场的“坏名声”经久不散:一是1995年2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爆发的“327”国债期货事件;二是1997年湖南株洲冶炼厂在伦敦金属交易所交易锌期货发生巨额亏损。但实际上,金融工具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,主要看谁使用。就如同奔驰车是个好车,给会开的人可以大大节省出行时间,但给不会开车的人则可能撞坏可能伤人。上述两个风险事件,促进了中国政府、社会和期货行业对期货风险的认识,提高了监管及立法的紧迫性。1997年3月,李鹏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,要规范证券、期货市场,增强风险意识。如果没有上述风险事件,中央政府不会从这样的高度去看待期货市场。

 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,进一步凸显了我国规范期货市场的迫切性。1997年12月,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《关于深化金融改革,整顿金融秩序,防范金融风险的通知》中明确指出,继续整顿、撤并现有期货交易所和期货经纪机构。1998年8月,国务院发布《关于进一步整顿和规范期货市场的通知》,坚持“继续试点,加强监管,依法规范,防范风险”的原则,正式开始了期货市场第二轮清理整顿。1999年6月,国务院颁布《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》(以下简称《期货暂行条例》),标志着期货市场终于从“无法运行”阶段进入“有法运行”阶段。全国各地的期货交易所经过整顿和撤并,由50多家逐步减少,最终仅留下3家——上海期货交易所、郑州商品交易所和大连商品交易所(直至2006年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成立,成为全国第四家期货交易所)。同时还停止了大量期货品种的交易,并提高了部分保留品种的交易保证金比例。

相关信息: